我与东大生医三十年的缘分
掐指算来，我与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的缘分，今年正好30年。1984年3月5日，我负责南京大学生物学系团总支组织的学雷锋活动。当时，南大的服务摊位设在中山路金陵中学这一侧，我们生物学系同学主要是用从实验室拿来的显微镜向市民展示奇妙的藻类世界，为市民免费测血型、量血压等等。马路对面人民中学这一侧是南京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东南大学）设立的摊位，其间，生物医学工程系的服务台格外引人注目。我们先前已从文汇报上获悉了南工的韦钰老师是我国的第一位电子学女博士，正在该校创立生物医学工程系，那一张带博士帽的照片印象特别深。生物医学工程系服务台负责的同学是马军，他刚考上韦钰老师的硕士研究生，正在韦钰老师实验室做毕业论文。活动的间隙，马军和我们南大的同学之间有了交谈的机会， 彼此互留了联系方式。从那一天开始，我们这些南大的理科学生同南工的工科学生你来我往，有了密切的交流，共同憧憬着生命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结合的美好未来。
1985年7月，一个偶尔的机会，我的同窗好友高翔引荐我认识了韦老师。高翔那时已经加入了韦老师的科研团队，参与了实验室早期的各种筹划，同时也在南大生物化学系读硕士研究生。记得和韦老师的第一次见面是在礼东裙楼（现在的春晖堂）前，是高翔带我过去的，他反复交代我跟韦老师汇报时要注意的事项，当时那个紧张，我至今还记忆犹新。韦老师那时已出任南京工学院副院长，真正见面的时候，感觉韦老师十分的平易近人。韦老师大致询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告诉我她这里正是用人的时候，当即表态我可来她的实验室工作。后来，我很顺利地入职南工生物医学工程系。从那时开始，我亲历了韦老师领导的分子与生物分子电子学实验室（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前身）的初创和发展的整个过程。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今天的成就和地位充分显示了韦老师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才华。
凡事开头难，先我来的分子与生物分子电子学研究方向的老师和研究生的办公桌分散在电子管厂四楼的办公室里，没有专门的实验室。前期的实验只能借助礼东一楼医学电子学实验室的地方开展。生物医学工程系其它实验室的老师和同学非常的友善和大度，尽可能为我们实验室的起步提供各种方便，早期的科研经费应该也是从他们的课题经费中挪用的。韦老师一般都是早晨上班前在礼东裙楼前的棕榈树下布置各种任务和听取工作汇报，挨个和系领导、老师及学生交流，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八点以后才匆匆赶去院办上班。记得第一个争取的科研项目是联合国开发署（UNDP）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医学影像项目。为了迎接UNDP官员的现场考察，大家献计献策，把有限、分散的仪器设备集中在一起，最大程度地展示我们系承接国际项目的诚意和决心。
到了1986年的春天，学校才腾出礼东301教室作为分子与生物分子电子学研究方向的专用实验室。老师和同学群策群力，按照以前各自所在单位实验室的式样，大家讨论绘制了各类图纸，然后分头找木工厂、金工车间、施工队等加工、定制，我至今还珍藏着当年的部分实验桌的手绘图纸的复印件。为了节省经费，大家集采购员，提货员，驾驶员，搬运工，安装工一身，任劳任怨，没有半点怨言。系办的三轮车，是要提前预约才能借到的。随着各类设备的到位以及设施的完善，各项工作从艰难中起步。多少个早起的清晨，多少个不眠的夜晚，既有一筹莫展的困顿，也有茅塞顿开的惊喜，礼东一隅不眠的灯火见证了我们的青春和努力。
分子与生物分子电子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刚刚兴起的研究领域，她融合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信息科学等多个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学科。韦老师从实验室创建的初期就十分注重多学科交叉与融合，从国内外著名大学及研究机构引进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等不同专业的研究人员。这种人员配置是希望将不同背景的科研人员组织到一起，不仅注重多学科知识和技能的结合，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融合。韦老师敏锐的洞察力、渊博的知识、活跃而又审慎的思维以及忘我的工作热情等都令我们印象深刻、获益良多。
就我个人的科研生涯而言，起步是苦涩的。由于自己所学专业的限制，开始对从事交叉领域的研究还是顾虑重重。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自己的科研工作没有明确的思路。在最困难的时侯，韦老师一如既往地给予我们鼓励和支持，允许我们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先开展工作。记得我第一个独立申请获批准的项目是1992年江苏省科委资助的有关肝细胞生长因子方面的研究，因为我那时还只是中级职称，韦老师给予了强有力的推荐。
实验室的同事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也就注定了每个人擅长各不相同的研究领域，实验室就像一个大熔炉，通过定期讨论，大家可以开放地交换思想。特别是针对同一个问题，不同背景会给其他人特别的启发，充分发挥了学科间的互补。做生物的人和做物理的人如果各自待在自己分隔的实验室里，成效往往是很低的。打开了那道隔板，物理学可以为生物学研究提供行之有效的分析手段，生物学可以给物理学提供许多有趣的研究对象。东南大学的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断地发展壮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成熟。
1996年的春天，我开始跟随韦老师攻读博士学位，实验室的同事在我博士论文的完成过程中也给予了多方面的关心、指教和帮助。1999年，我获得了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专业的工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固体表面功能化抗体层的制备和表征”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我的研究工作也逐渐集中在微纳结构表面生物功能化、新型等离子共振纳米结构材料的制备与纳米探针、生物传感器设计以及生物分子信息的传感机理与检测等方面。1998和2003年我有机会两次赴德国马普学会高分子所同国际著名表面等离激元共振专家Knoll教授合作研究。2000至2002年我任日本科技厅的研究员（STA fellow），同国际著名学者东京大学的藤岛教授以及神奈川科学院的佐藤博士和顾忠泽博士合作从事基于三维有序多孔材料的生物传感研究工作。在同这些著名学者的交往中，我有机会了解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并加深了对一些基础问题的认识，扎实有效地开展各项研究工作。2002年以来，我分别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和江苏省“青蓝工程”培养计划。作为负责人承担和完成了7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973项目）课题以及2项863计划项目子课题。
入职南京工学院后，我们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是负责新兴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生命科学课程体系的设计和教学工作。第一门“生命科学导论”是由我高我两届的南大同学黄永琴老师开设，她198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来南工工作，1989年赴美留学。1990年开始，该课程由我接替讲授至2000年，后来又由陆祖宏教授团队接替，授课对象拓展至全校。我1988年独立开出了生物化学课程，除去我赴国外合作研究的年份外，一直坚持至今，累计讲授达23轮（年）。2009年，应顾宁院长的邀请，我又为研究生开出化学生物学课程。
由于生物医学工程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学科，课程涵盖面非常宽泛。当时，国内大部分学校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都设置在电子系（工科院校）或基础医学系（医学院），电子学或医学的课程仍是其主导课程，只是在电子学基础上加强生物、医学知识，或者是在医学的基础上加强电子学知识。韦老师创立的生物医学工程系是按照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发展的特点在电子系以外独立成立的，真正强调了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我们承担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生命科学课程的教学从一开始就涉及一个全新的课程体系设计。由于教学历史短，不像其他学科那样有成熟的教学大纲及知识点体系，教学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而教学本身强调传承，强调师傅的传帮带，实际的教学过程对我们这些刚刚毕业的年轻教师来说充满着挑战。首先，教材的选择是多样化的，没有统一的标准，界限也比较模糊，教学过程中，教师大多是选择与自己兴趣相关及熟悉的内容；其次，课程授课时间短，教具、标本、模型、挂图的缺乏，一些基本的概念、现象很难给学生描述清楚，我们自己动手制作了大量的OHP胶片、挂图及幻灯片，这样可以更有效地进行启发式教学；再次，生物学系的教学都强调理论课和实验课配合，在本科生阶段开设实验课可以更好地为学生打开生物学基础知识的大门，我们在讲授的同时通过播放录像以弥补实验课的不足。感谢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同学在教学过程方面给予的通力配合，他(她)们的勤奋、努力和对学习的精益求精令我感动，也因此使我能对一些教学细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30年弹指一挥间，在庆祝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建系30周年之际，谨以此短文献给曾经一起努力过的同事们。在此，也特别向韦老师表示深深的感激和谢意！祝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不断的繁荣、壮大！
钱卫平
2014年5月4日于逸夫科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