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钰：中华情挚写人生
蔡霖村 闵 卓 赵建春
神州学人月刊 1999年第3期
在举国上下回眸改革开放２０年的历程时，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一个特别栏目——《改革开放２０年人物志》，现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韦钰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首批派往西方国家的留学生之一，如今已年近花甲的韦钰，其人生创业的道路某种程度上说是从２０年前才真正开始的。２０年弹指一挥间，韦钰不畏年龄劣势和时代造成的时间缺失，异国拼搏，归国报效，从博士到教授，从校长到部长和院士，从出国留学人员到留学回国人员，再到主管全国留学工作，多重角色相得益彰，书写了一曲报效中华之情真意切、永久执著的人生篇章。
负笈亚琛桑梓情
二月春早，严冬残留着料峭的微寒，可春意在红杏枝头已开始萌生。韦钰，这位共和国培养的女研究生，也走到了改革大潮的浪头。１９７９年２月７日——正巧是韦钰３９岁生日，她登上了飞往联邦德国的客机。作为第一批赴联邦德国进修的教师，她异常激动，暗暗下了决心：“祖国，我决不辜负您的期望！”到了歌德学院，徜徉在校园陌生的小径，韦钰的脑子里萦回着长江的涌浪。想起母校绿树浓荫下一张张熟悉的笑脸，临别前与导师陆钟祚教授的对话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假如我现在２９岁就好了，出去还能干点事，可惜现在太晚了。”
“不，不晚。正因为‘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你们一代人的时间，因此，你出去是负有历史责任的。我们等待着你学成归来。”陆先生慈祥的面孔、信赖的目光又一次增强了韦钰的信心和力量。
语言的障碍成了韦钰的第一个“拦路虎”。只有７个星期，为了给国家节省开支，韦钰结束在歌德学院攻读德语，来到联邦德国第一流的工业大学——亚琛工业大学的高频研究所正式开始进修。第一次拜见高频所所长，她的指导教师杜林教授，韦钰薄弱的德语基础便露出了马脚。杜林教授让她以后与助教们一起吃饭，以便尽快提高口语水平，可韦钰只听懂了“吃饭”一词，她急忙对杜林教授连声说道：“不，不，不，我不是来吃饭的，是来学习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４个月，韦钰突破了语言关。假期到了，亚琛工大一片轻松、欢快的景象。学校外事局计划组织在校的９位中国学者游览西柏林。韦钰放弃了这个机会，她的目光盯上了在国内她没有接触过的一种工具——电子计算机。她的想法得到了杜林教授的赞扬和支持。他为这位中国“弟子”的好学精神所感动，故作随便地对韦钰说：“既然你要学计算机，我这里有个题目，你拿去算算吧。”韦钰知道这个题目的分量。这个题目，是杜林先生３０年前做教授论文题目的发展，他当时应用“小信号”理论完成了课题研究，但他更希望能在“大信号”中求解。多年来，杜林曾把这道题交给其他国家的进修学者做过，却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这次，杜林教授想考一考这位中国“弟子”，同时他也把希望寄托在韦钰身上。为了早日解开难题，韦钰迷上了计算机。每天至少有１２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沉醉在符号和键盘之中。顾不上吃饭，经常随便买些点心充饥，深夜里，梦中的呓语常常是一长串德语……
３个星期后，韦钰已经能自如地运用计算机并开始研究杜林教授交给的题目。仅用了两个月！韦钰大胆地采用了一种不常用的坐标系，成功地完成了单腔管大信号的研究课题。杜林教授——亚琛工业大学电机系的创始人，为之震惊异常。他欣悦地称赞这位年轻的中国女学者，是“同行中的优秀者”，是“永远受欢迎的最好的合作者”，并希望韦钰能留下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那一夜，韦钰久久难以入眠。
写啊写啊，千言万语凝结成一句：感谢祖国的培养！欧亚大陆的东端，祖国母亲也时刻关注着海外学子的成长，企盼着有志儿女捷报频传……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下同）的领导批准了韦钰的请求，祝贺她取得的优异成绩，并告诉她：“攻读博士学位，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和学校的荣誉问题。你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为祖国争光。”激动的泪水就这样不停地流啊，韦钰默默地注视着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心中再一次倾诉：“祖国，我决不辜负您的期望！”
这个日子韦钰将终身难忘——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６日，她在亚琛工业大学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并荣膺优秀博士奖章——博歇尔奖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电子学女博士诞生了。高频所全体工作人员为她精心制作了一顶写有“鹏程万里”的博士帽，簇拥着韦钰在亚琛城里举行庆祝游行活动。德国挽留她，亚琛工大挽留她，杜林教授再三挽留她。杜林认为，韦钰在回旋管理论方面的那篇博士论文，是德国在这个领域的第一篇博士论文，也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女学者在电子科学领域取得的最杰出的成就之一。杜林教授对韦钰说：“你卓越的博士论文已为你建立了广泛的国际联系，你可以到许多国家去讲学、深造。”可韦钰对他说：“我是中国人，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工作。我现在所以能做点工作，是因为受了祖国和人民的长期培养。我们对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富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杜林教授终于理解了她，而且在心底深深钦佩这位有铮铮傲骨和拳拳爱国心的中国学生。
扬子江的水更甜
１９８１年底，韦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为了祖国的需要，韦钰放弃了驾轻就熟的已有所成就的研究课题，闯入了一个崭新而又陌生的领域——生物电子学。
在人手不足、设备简陋的艰苦条件下，韦钰从应届毕业生中选拔了４名助手，主持建立了生物医学电子学研究组。靠一间旧教室、一台用韦钰在德国节俭的奖学金购置的微型计算机和４０００元经费起家，边筹建，边开展科研，边扩大队伍。１９８２年４月初，德高望重的邓颖超同志得悉韦钰在学院领导的关怀下，带领几名年轻人，仅用两三个月时间就成立了生物医学电子学研究组，并已开始工作的情况后，非常高兴。她专门给韦钰寄来一套《周恩来选集》精装本和几册妇女杂志，勉励韦钰“继续努力，在科研工作中取得更大成就”。
这几册书成了韦钰巨大的精神财富。她把邓大姐赠来的书放在研究组的书架上，让大家共同学习。韦钰激动地说：“邓大姐寄来书和信是我没想到的。我想，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关怀和鼓励，也是对我们这一代科技工作者的鞭策和期望。”
经过一年苦战，南京工学院生物医学电子学研究小组就有３项成果问世，通过鉴定并运用于临床，填补了国内空白。他们的图像重组理论及成像技术在国内居领先地位。国内第一张微波ＣＴ、超声ＣＴ图像从这里诞生。国家“六五”科技攻关项目“金属材料无损探伤的技术研究”在这里圆满完成。
１９８４年９月，南京工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正式建立。韦钰的一次次选择，都关联着普通人不易觉察的一种种“梦想”，使她敏锐地注视着世界科技前沿的发展动态，始终不懈地搜寻着……
１９８３年，韦钰从一位在英国进修的中国学者的信中，偶然了解到“分子电子学”这个概念，顿时为之一震——通过查阅大量资料，韦钰发现世界上在信息科学的领域里，为数不多的科学家正在思考分子计算机的问题。美国海军实验室的化学家卡特首次提出了分子电子器件（ＭＥＤ）的定义，建议用有机分子来构造一些逻辑电路单元。这些单元可在分子尺度范围内进行信息处理，并可望成为新一代的器件，用于非冯·诺依曼原理建造的计算系统之中。重大发现！
韦钰认为：这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前沿课题；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不可失去的重要契机！
又是一个从零开始，又是一段充满艰辛探索的历程。
两年以后，国内第一个“分子和生物分子电子学实验室”在南京工学院创立了。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８日，秋风送爽。南京工学院校园里，飘逸着桂花的余香，中心大楼演讲厅里，专家荟萃，生物医学工程系科研成果鉴定会正在这里举行。鉴定席上坐着的，都是资历较深、著述甚丰的中老年专家，有的已年逾古稀。而台上意气风发，侃侃而谈的，则是清一色的“毛头小伙儿”：解明，２８岁；温健勇，２２岁；张家平，２１岁；王林，２１岁；赵兴群，２０岁……这几位，都是韦钰的“兵”。
从韦钰组建４人研究小组开始，他们中在组里时间最长的不过两年。就在这两年中，这些年轻的研究者们已取得了７项科研成果。这次会议鉴定的两项科研成果——“使用计算机技术超声回波系统”和“超声换能器自动测试系统”还被确定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韦钰结合自身的体会摸索出一套培养青年助手的方法，其中最关键的一条便是：放手让他们干，使他们超越自我。杨军辉大学刚毕业就来到韦钰的研究组工作，组里分配他独立调试一台新引进的计算机上价值两万美元的硬盘机。他因为以前没动过这类设备，所以总是小心翼翼，不敢动手，连开电源也要有人在身边照应。磨蹭了两个月，调试毫无进展。
韦钰得知情况后，严厉地批评了他：“为什么不相信你自己呢？第一步不敢迈，就永远迈不出第二步、第三步。这个任务非你完成不可。”小伙子没有退路了，壮起胆子，只用两个星期就完成了调试任务。后来，小杨又承担了其他课题研究，闯过了一道道难关。他不无感慨地说：“我这胆子硬是让韦老师给训出来的！”
年轻人有较好的可塑性，韦钰的第二个法宝是：充分估计青年人的长处，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和毛病，调动他们的热情和工作积极性。“超声回波系统”鉴定会的日期临近了。作为系主任的韦钰仔细检查着各项准备工作，“怎么回事？超声换能器自动测试系统调试不灵，成了半自动了。怎么办？”
韦钰反复思索：“得找一个能干的。对了——北方‘愣小伙’温健勇，准行！”
温健勇是个“怪人”，平日里，他的宿舍、办公室、实验室都乱糟糟的，上班会迟到，开会开到一半也会骑上自行车出去溜上一圈。这样怎么搞学问？但韦钰硬是相中了他的“邪劲儿”。温健勇来了，扑闪着眼睛，将信将疑地看着老师。当韦钰跟他讲了自测系统的“严峻形势”后，小温干脆地答道：“行！”
两个星期后，他与王林一起果然搞出了自动测试系统。
韦钰常常说：“现在老一辈科学家在推我们中年人上去，我们中年人要推青年人上去，我们有责任帮助青年人在比我们更年轻时就发挥骨干和带头作用，那么，就不要怕给他们‘压担子’。”这是韦钰的第三条经验。
由于有了韦钰这个好“园丁”，生物医学工程系的青年人成长很快，成果一项接一项“出笼”，有的年轻助手还担任课题负责工作。
１９８７年１月，韦钰就任南京工学院院长。
韦钰上任时恰逢学期结束，她决定除了过春节休息一下，寒假不休息。她要抓紧考虑学院的一系列工作，思考着重抓好７项主要工作，并初步拟定学院３５项奋斗目标。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大年初二的夜晚，韦钰年仅１９岁的正在上大学的大儿子吴海明突然病倒了。先是双臂疼痛难忍，接着四肢不能动弹，很快就发展到头部以下全身失去知觉。
住在医院，每当吴海明醒来，看到妈妈在床前照料，总是催促她：“学校有那么多工作等着你，不要牵挂我，我有信心再站起来，继续我的学业。”儿子哪里知道妈妈每天都是从办公室直接赶来的，晚饭还没来得及吃……
吴海明在手术后卧床４个月和回家休息的大半年时间里，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每坐起来一次，每站起来一次，每跨出一步，他总是累得大汗淋漓。惊人的意志使他战胜了病魔，他终于丢掉拐杖，重新回到了大学的课堂。
在家庭的支持下，韦钰全力以赴保证学校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１９８８年５月，经国家教委（现教育部，下同）批准，南京工学院正式更名为“东南大学”，韦钰成了东南大学第一任女校长。
身为科学家的韦钰，在管理上也表现出了同样杰出的才智。她依靠领导班子全体人员的力量，充分听取师生员工的意见，走出校园，与南京市浦口区政府进行联系，选定长江大桥北岸的９００亩土地计划建立“东南大学浦口新区”。１９９０年８月，浦口新区第一期２．６万平方米的建筑全部竣工，教学楼、宿舍楼、餐厅、运动场配套齐全，争奇斗妍。９月初，１５００名新生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同学们很快就喜欢上了新校区：这里建筑美观、宿舍宽敞、饭菜可口、空气清新、环境优雅，是求学的好地方！
韦钰为了改善教职工、同学们的教学和生活条件，到处奔走，费尽心力。多少个日日夜夜，她在忙完繁重的校长政务之后，还要操心教职工的住房、煤气、孩子入托、子女就业等。浦口新区建成，为学校本部腾出一幢学生宿舍楼，韦钰立即让后勤部门将宿舍楼修葺一新，作为１００户大龄青年教师的结婚用房。
为实现“国内第一流，国际有影响”的目标，为了造就一批有国际水平的学科人才，早在１９８７年东南大学就率先与英、美、德、加等国的一些大学联合培养中国博士生。为了加速边缘学科发展，韦钰组织了与南京医学院在教学、科研上的密切合作，还先后与无锡轻工业大学、江苏工学院和南京化工学院等院校建立了校际横向联系。为了促进双向交流，她主动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等签订了合作协定。为了打破多年来“关门办学”的模式和促使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她带领全校各系、各研究室走出校门，与大企业集团开展合作。东南大学还在南京市浦口高新技术开发区建立了“科学工业园”，成为这座新兴的科学城的骨干力量之一。在学校内部，韦钰加强内部协作，把相关学科凝聚在一起，捏成拳头，承担国家重大课题。
回国后在东南大学工作的９年里，韦钰的生活朴实无华，也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只是默默实践自己的诺言：为青年人开辟一个新的学科研究领域，为中国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能与发达国家一争短长。
蓝天里，新的高度
１９９３年，由于在东南大学的出色工作，５３岁的韦钰出任国家教委副主任（１９９８年３月国家教委改为教育部后任教育部副部长），主管留学、教育国际交流和科技工作。从一名归国博士，到创立一门新学科的系主任，再到一所国家重点大学的校长，韦钰作为留学回国人员的一名杰出代表，已经在多个角色位置上体现了自己的水平，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和报效祖国的愿望。坐在国家教委副主任的办公室里，韦钰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更加重要的职责。她仍然像在她的实验室里搞科研那样，严谨认真地思考自己新的工作目标。
教育工作的核心就是培养人，有了高水平的人才，教育就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留学工作也罢，教育国际交流也罢，高校科研工作也罢，都应该紧紧围绕培养高水平的人才来做，围绕高水平的人才怎样实践“振兴中华，学子有责”来展开。因此，韦钰特别强调创造良好的条件，使更多的中华优秀青年回国有用武之地。
韦钰到国家教委工作的时候，正值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全国上下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之际。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思路，并明确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十二字留学工作方针。全国留学工作界正在领悟和执行这一方针，一些人准备出国留学，部分在外留学人员跃跃欲试，筹划着回国工作，国内许多用人单位则纷纷制订各项优惠措施，“遍栽梧桐引凤凰”，全国留学界呈现一派少有的热闹景象。韦钰审时度势，认为要深入领会十二字方针，核心是“鼓励回国”，必须下大力气在“鼓励回国”上做文章，用事实告诉广大在外留学人员：“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邓小平语），使全国的留学工作真正走上一条良性循环的轨道。对于吸引优秀留学人才回国，韦钰有自己的深刻认识：“国际上的经济竞争，科技挑战和综合国力的较量，说到底是人才竞争。广大留学回国人员和在外留学人员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重要的人才资源。”
“中国珍惜人才，尊重人才，需要人才。面向２１世纪，谁能占有世界上更多的优秀人才，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
韦钰首先想到了在全国高校建立一个重点人才培养计划，对一些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才给予优先的、较大强度的支持，使他们尽快成为学术学科带头人，同时吸引一部分留学人员来竞争这一计划。这样，一部分已学成回国人员可以通过自己的学术实力进入该计划，一部分在外学成人员也可以尽早回国工作，施展他们的才华。１９９３年，由韦钰牵头的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当年１２月２３日，国家教委公布首批“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入选者４２名，其中留学回国人员２３员。
据有关部门统计，该计划实施五年多来资助的人选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是留学回国人员，他们多成为该计划中的佼佼者。这充分体现了韦钰的深谋远虑：把留学工作和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科研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我很希望通过在任的几年努力，能够让回来的年轻人和没有出去的年轻人觉得他们的奋斗是值得的。”韦钰用自己的话这样概括实施这一计划的良苦用心。
由于这一计划的带动，有关部门随后陆续出台了“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人才培养计划；在韦钰的支持和努力下，教育部于１９９８年又推出了“长江学者计划”；各地方也先后制订了各自的人才工程，全国范围内开始全方位地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学成回国人员比例逐渐上升，并开始出现年回国人员数超过当年出国留学人数的情况，截至１９９８年，留学回国人员数已逾１０万。
韦钰还以极大的热情支持留学服务工作。她批准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成立留学人员投资事务处，为留学人员回国投身高新技术产业创造条件，并积极推动建立留学人员创业园的工作。当全国上下大力倡导知识经济的时候，她号召在外留学人员为科教兴国献计献策、书写新篇章，并多次到苏州留学人员创业园现场办公，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创办高新技术企业。在外留学人员暂时不能回国工作，韦钰也鼓励他们以适当方式为祖国多做实事。在韦钰的倡导下，教育部为支持在外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而设立的“春晖计划”于１９９６年启动，先后实施了“留法学者支持西部建设项目”、“多国留学人员为辽宁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改造服务项目”、“培养金融工程博士项目”和“重庆环保项目”等，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做了不少实事。每次与为国服务团成员座谈时，她讲得最多的也是多办实事，少搞形式。
如今，留学回国人员开始体现出他们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团队优势。
他们中有的回国后献身于教育事业，开设新课程，编写新教材，悉心培养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等不同层次的人才，填补了国内一些学科和专业的空白，创建了新学科、新专业，使中国的一些学科领域和人才培养水平达到了国际水平。
他们中有的回国后在科研上做出国内或国际一流的研究成果。在国内，他们是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８６３”计划、国家“攀登计划”、各级跨世纪人才计划等国家级科研奖励、科研项目和人才计划的参与者、获奖者和入选者，成为名符其实的学术学科带头人；在国外，他们的许多成果发表在国际一流刊物上，为ＳＣＩ等国际检索刊物多次摘录并引用；有些留学回国人员还把他们所掌握的高新技术推向市场，变成产品，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人文社科领域的留学回国人员，积极吸取国外优秀的文化成果，结合中国国情，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改革思路，为中央和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他们中有的回国后把自己在国外学习和掌握的先进管理知识运用到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上，许多人已成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各级政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还须特别指出的是，他们中不少人回国后主动到基层，到边远地区，到贫困山区，默默耕耘，为地方经济的振兴和发展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实绩，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受到了基层百姓的信赖和拥护。
他们中有的回国后投身到大中型企业，有的创办实业，组建公司，把自己在国外所学的金融、期货、证券、贸易、旅游、经营管理、工商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实践经验运用到国内，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据统计，在现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留学回国人员比例为８０．６％；在现任中国工程院中，留学回国人员比例为５３．７％；在国家人事部的“百千万人才工程”、团中央的“中国青年科学家奖”、中科院的“百人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优秀中青年专项人才基金”、国家科技部的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８６３”计划等工程和计划中，近年来学成回国的人员均占到半数以上的比例。
谈起这些，韦钰如数家珍，她说，如果说留学人员回国时是粒粒饱满的种子，那么今日的神州大地已经为他们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气候、阳光和土壤。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建设为广大留学回国人员提供了施展自己聪明才智的用武之地，他们胸怀报国之情，在各条战线上谱写了振兴中华的壮丽篇章。留学回国人员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事业中做出这样的成绩，首先归功于国内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其次是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激发了广大留学人员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一句话，留学回国人员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与整个国家发展的大环境是一致的。
在韦钰留学工作的视野里，她始终没有忘记广大在外留学人员。到国家教委上任伊始，她就到《神州学人》编辑部来看望全体编辑人员，以自己当年在外留学的亲身感受表达对在外留学人员的理解，希望全体编辑人员为留学人员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把祖国人民对留学人员的殷切期望及时传递给他们。当因特网开始在国内兴起的时候，韦钰又及时批准了在网上专为留学人员创办网络刊物的报告，使得《神州学人》电子版这一中国第一家网上中文期刊很快诞生并得到在外留学人员的广泛欢迎。
每每在国外访问的时候，韦钰心中想得最多的也是留学人员，她总是抽最多的时间到他们之中去，倾听他们的意见，为他们排忧解难。
在大力倡导“鼓励回国”的同时，韦钰还十分重视出国留学工作的规范和有序。１９９３年，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有关问题的通知》，使中国公民自费出国留学的渠道更加畅通。１９９６年，国家教委决定全面试行“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国家公费出国留学人员选派新办法，正式成立了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韦钰兼任该委员会主任。《通知》的出台和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成立迈出了国家公费留学回国人员选派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性步伐。国家留学基金委还和有的地方、部委共同设立了合作派出项目，使国家公费的成功作法向单位公派辐射，带动了单位公派工作的开展和规范。
位居部长之位，韦钰做事也总是平和、务实又不乏开拓进取精神，给人一种永恒的力量。不管做什么，看得出，韦钰都极认真、严谨，如同她做研究一样。韦钰用她求学西方又对祖国一片赤诚的人格魅力，为所有留学人员树立了典范，为她所主管留学工作所倡导的原则作了最好的注解。特约编辑：田宏亮
